前年，北大法学教授贺卫方质疑北大法学院研究生招生考试制度，并一怒暂停招收硕士研究生。报道中这种研招“保送优先”的思维和做法，某种程度上，无疑会被理解为对这一影响广泛的罢招事件的回应，对现行研招模式“唯考是举”的修正——北大有关负责人也表示，“这么做是依照导师的意见，希望招收更高水平的学生。”

如此说来，“保送优先”似乎就意味着把招生权放给老师和学校，由合适的老师招到合适的学生。这委实是一种善莫大焉的创新。但是，因为全国重点大学应届生才有保送资格，学生质疑“北大此举歧视普通院校学生”；因为凭借全国统一考试的成绩读研的机会大大缩小，这一政策也让很多来自普通高校想报考北大研究生的学生感觉“很不公平”。

抛开作为利益相关者因权益受损而在心理上难以接受的因素，“保送优先”引发争议甚至强烈反弹，肯定是在哪个地方出了错。蔡元培先生当年阐述的“兼容并包”精神，如今在北大的研招话语间透露出来的却是更多的歧视与偏见。而“保送优先”的“门荫”制度，是否会造成学术上近亲繁殖的现象愈加严重，也是必要的考量。进一步说，反对“唯考是举”，就一定要赞成“保送优先”吗？

的确有些考研的学生把本科当成高中在念，把研究生考试当成高考了。他们花大量时间去突击几门考试科目，尽管考分很高，学科基础、知识结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却存在缺陷。然而，如果说考试制度不行，那北大的本科生们和其他重点学校的本科生们不也是通过高考录取的吗？通过高考考上北大的就是人才，通过研究生考试考进去的就是高分低能的学生？这种双重标准也太明显了吧！如果担心通过考试招收来的学生高分低能，为什么不相应的在考试的方式和内容上进行创新？比如增加研究性题目的比重，增加实验性题目的比重，增加面试分数的比重等等。

研究生教育自然不是全民教育更不应该是应试教育，但也不是确确实实的精英教育。自从研究生也开始扩招到现在，研究生教育恐怕已经不再是以培养研究型人才为主要导向吧？它在很多时候，不过是那些找不到好工作的、出不了国的大学生所选择的一条出路。即使在前期选拔上加高了门槛，后续的培养机制、学术评价体系如果没有改进，只会使人才选拔的路子越走越窄。

其实问题的关键是，现在的研招制度能不能选拔出各专业真正的人才：考试不能体现一个人的综合素质，因此通过统一考试的方法来判断一个人是不是人才难言科学，考试成绩只能是研招的参考标准之一，而不是像高考一样作为基本上唯一的标杆。给学校和导师更多自主招生权利是无可非议的，这在国外早已形成一种可行模式，但问题是在我们当下的法制现状和监管机制下可行吗？当考研者为了一套专业科目的试题都可以对导师进行性贿赂，保送作为一种弹性较大、相应的透明度也较难控制的招生办法，何以保证其程序公开，而不会成为一种以权谋私的道具？

具体而言，保送生名额占50％～80％是否经过科学论断，表明这种比例能最大限度地做到公平与效率的最优组合？保送的遴选标准是否也与相关导师商讨并有所变更？假如还是沿袭此前以大学四年的成绩（GPA)和综合排名来确定保研资格的模式，恐怕很难保证中选者具备全面的学科知识和研究能力、更符合不拘一格降人才的理念。在这些方面，从报道所见，北大很令人遗憾的没有给予公众信心。

有教育专家认为北大研招做法无可厚非，其判断依据是“高校有办学自主权”，而现实所见，中国的大学并不是独立的教育机构，而是隶属于中国庞大的行政体系，因此，虽然冠以“大学”之名，但往往带有中国官僚结构的“特色”。说回“211的困惑”，反映的正是某些高校领导热衷大兴土木，圈地造楼，而不是在教学质量、科研能力的长时间培养、积累和维持上做文章，往往这种业绩却能得到上级教育主管部门的嘉赏。体制孳生的“官僚人格”无法根除，考研者的困惑从根本上说恐怕也难以从此寻得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