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责任在发达国家
　　变暖趋势100年不会变

　　“全球变暖的主要责任在发达国家。”郑国光说，全球变暖主要是发达国家在过去200年工业化过程中无约束的大量排放温室气体和现在的高人均排放造成的。从工业革命到1950年，95%以上二氧化碳的排放是发达国家造成的；从1950年到2000年，77%以上的二氧化碳排放是发达国家造成的；反观中国，1904年—2004年，二氧化碳总排放只占全球的8%，人均排放是美国的1/5，是发达国家的1/3。
　　《京都议定书》规定到2010年，所有发达国家二氧化碳等6种温室气体的排放量，要比1990年减少5%—8%，并向发展中国家减排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澳大利亚排放增加25.6%，加拿大增加25.3%，美国增加16.3%，也并没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郑国光认为，发达国家对历史责任、高人均排放轻描淡写，千方百计地模糊所应承担的主要责任，实则是想把减排的压力放到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通过增加成本限制发展中国家发展。
　　“即使我们现在不生产、不生活、不排放，未来100年全球气温还是要上升0.6度。”郑国光说，由于二氧化碳在大气层的存活期限是200年，所以无论是否减排，减排力度如何，未来100年全球变暖的大趋势是不会变的。对我们国家来说，适应气候变化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或减缓气候变化更有现实性和紧迫性。

　　变暖特征我国最显著
　　极端灾害天气今后会更多

　　郑国光说，我国是全球变暖特征最显著的国家，也是气候变化受害国之一，自然灾害中有70%以上是气象灾害。今年1月，我国南方地区先后出现4次大范围低温雨雪冰冻过程，持续时间之长、影响范围之广、危害程度之深，多数地区为50年一遇，部分地区为100年一遇。即便如此，我国平均气温也只降低了0.2度。2007年全国平均气温10.1度，是有气象记录以来最暖的一年。
　　“全球气候变暖最直接的威胁就是极端灾害天气的频发。”郑国光特别指出，今后极端灾害天气的发生频率还会上升，台风、雷电、强对流天气的可能强度会更强，造成的影响将更严重。
　　目前我国抵御极端灾害的风险能力总体较弱，不同地区因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同，抵御极端灾害天气的能力不同，对气候变化的敏感性、脆弱性也不尽相同，欠发达地区抵御能力更弱。“防御天灾，不能指望天帮忙，要靠人努力。”郑国光希望国家尽快建立完善的极端气象灾害应急预案，建立多灾种早期预警机制，尽快出台我们自己的《气象灾害防御条例》。
　　在工作人员“先让委员吃饭”的一再催促下，记者不得不结束采访。当记者问起8月8日奥运会开幕那天是否有下雨的可能时，郑国光幽默地说：“每天都有下雨的可能性”，但是他们会全力做好奥运气象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