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骑士--大汉天威虽远必诛

The Neurotic Fishbowl

龙骑士发表于 2006/7/24 2:43:26

《马踏匈奴》像高168厘米，长190厘米，为了表现霍去病的赫赫战功，作者别出心裁地雕造出一匹气势轩昂、庄重雄强的战马，并巧妙地利用马腹下的岩石，雕成一个仰面朝上、手持弓箭作垂死挣扎状的匈奴败将，既保持了马的四肢的坚固联系，又加强了雕像整体浑厚的体积感，更恰如其分地表现出作品鲜明的主题。它不仅仅是件艺术瑰宝，更是一座见证历史的丰碑,从中可以折射出一个伟大民族昔日的辉煌。以下着重从历史、政治、艺术三个最具时代意义的层面加以阐述。历史，对民族的兴亡提出了一个严峻结论：民族是人类生存竞争的结晶体，是大浪淘沙的结果。任何一个能够自立于世界的民族，都曾经经历了种种严酷的生存考验。无论大河民族、山地民族、岛屿民族、草原民族，只要她能够稳定的占据一定的生存空间并持续发展一定的时间阶段，她就获得了自立的根基。一个优秀的民族，必然尊重自己的历史，正视自己的历史。因为那是经过漫长严酷考验的、能够证明自己之所以优秀的事实。那种无法撼动的事实中存在着一个民族原生文明的强大力量，存在着行之有效的生存大智慧、抗争大技巧与饱满激扬的生命状态。紧要关头对历史的反思，往往能激发一个民族的智慧与勇气，从久经考验的生存大技巧中创造出适合于本时代的生存谋略。西汉的历史读来让人有一种畅快淋漓的感觉。一统的西汉王朝比秦王朝幸运，更比西楚王国幸运，它的瓶颈危机虽拖的很久，但终于平安通过。当西汉王朝在中国本土完成统一时，匈奴部落也在漠北完成统一。历经楚汉相争、西汉初期的经济穷困，立国伊始的汉帝国，国力衰败不堪。新兴的匈奴汗国，忽然间成为中国最大的威胁，使中国饱受凌辱。匈奴之患是古代中国的梦魇，自从匈奴汗国崛起，中国以后两千年间的外患，就差不多固定的来自北方。跟日尔曼蛮族锲而不舍侵略罗马帝国一样，南方的富庶对那些寒冷荒凉地带的游牧民族，是一个难以抗拒的诱惑。西汉王朝开国皇帝刘邦不能忍受这种侵略，于公元前二○○，乘着刚刚击败项羽、统一中国的余威，亲自率领大军向匈奴进攻。两个新兴的力量遇在一起，而中国军队大败，刘邦在白登（山西大同东）被团团围住，几乎被俘，后来还是用一种不名誉的方法，才突围逃出。经过70年左右的韬光养晦、休养生息，到汉武帝时期，匈奴成势，西汉王朝也如日中天，一场大规模长距离的大反击正式展开。汉武帝接连派出好几支远征大军去讨伐匈奴，卫青、霍去病的大军穿越高山草原，深入沙漠戈壁，对匈奴展开了历经十余年的追击战。“匈奴未灭，何以家为？”骠骑大将军(骑兵总司令)霍去病的壮士情怀就是当时中国民族的反击决心，千古之下，依然令人血脉贲张。汉军北出到燕然山、狼居胥山( 今乌兰巴托)、北海(贝加尔湖)，西边进击到葱岭(帕米尔山节)、塔里木河、阿拉木图一带。堪称万里征战之壮举。最后迫使匈奴各部落或者归顺，或者逃往沙漠地区。匈奴衷歌：“亡我祁连山，使我牲畜不繁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至此，瀚海沙漠群以南再没有王庭，匈奴汗国对中国已不像过去那样，构成生存上的威胁，匈奴之患终于基本从中国历史上消失。实际上，正是中国人的胜利，引起了向西民族大迁徙、最终冲击罗马帝国、导致其崩溃的连锁反应。这次的反击非但彻底巩固了阴山草原等匈奴游击区，向北推进到沙漠边缘，而且占领了全部河西走廊与青海新疆部分地区，设立了西域都护府。汉人的生存空间第一次大规模伸展，几乎夺取了匈奴两胡的全部边缘根据地。前一一五年及稍后时间，中国更在浑邪王故地河西走廊，设立四郡：酒泉郡（甘肃酒泉）、武威郡（甘肃武威）、张掖郡（甘肃张掖）。敦煌郡（甘肃敦煌）。这块土地从此成为中国的领土，直到今天。中国人大破匈奴后，派了一个外交使团前往张赛报告中提到的西域各国。有两个从前留下的希腊王国贾尔干和粟特，大概自恃自己与中国之间远隔一个帕米尔大高原，颇为安全，故大胆地辱骂了中国使者。但是，中国军队其军事威力惊人，西域总督府副指挥官（副校尉）陈汤调发各国军队，竟翻越帕米尔高原，迫使它们降服汉皇帝。在陈汤传送至航空距离三千三百公里的中国首都长安的报告中陈述所以发兵的理由：“敢有犯大汉天威者，虽远必诛！”这样，汉帝国以一个巨大的楔形物横亘中亚。西汉王朝，中华民族确立和巩固了她基本的文化密码：语言无屈折变化，表意文字，（书写形式中）主要是单音节，无系统的语法；著作方式简洁，隐喻取自熟识的自然界，想象范围有限，具体；个人的心理不喜欢将人的个性分解成它的各个组成部分；时间和空间认为是有限的，一生，环境，注重一代；社会政治价值，家庭主义，世俗权力至高无上，追求美好的社会；实际上，这些独特的哲学观念和社会制度正是在这一时期里发展起来的，并在以后数世纪中成为我们的特征而一直持续到现代。从此以后，中国人被称为汉人、汉民族，中国字被称为汉字，中国语被称为汉语。在中国，与历史同一性一样重要的是，各时期都存在着惊人的政治上的统一。这一点在相当大程度上可解释为：是由于中国文明，这个唯一在任何时候都未产生过祭司阶级的伟大文明，具有独特的现世主义。固然，皇帝也是祭士，他为了所有臣民的利益而向苍天献祭，但是，他履行的宗教职责比起他的统治职责来，始终居于次要地位。因而，存在于欧亚其他文明中的教士与俗人之间、教会与国家之间的巨大分裂，在中国是不存在的。中国也没有与印度史诗相当的东西，因为印度史诗饱含玄学，其内容多与个人的灵魂得救有关。中国人的经典都强调人在社会中的生活，尤其是强调家庭成员之间、国王与臣属之间的关系(虽然在动乱时期，儒教对孝道和家庭忠诚的强调，似乎会削弱一个已经衰弱的国家)。这种对现世的强烈偏好为政治组织和政治稳定提供了一个坚固的、根本的基础。而这一基础又由于中国人在这些世纪里实行一种独特的制度--在全国竞争性考试的基础上选任文官--而得到进一步加强。与这类似的情况在西方或其他任何地方过了二千年才出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历史著作《史记》。为后世收集和保存了取自当时的图书和档案的数量惊人的史料。《史记》总共约150万字，实际上是一部综合性的通史。它共有130章，包括编年史、王朝年表、汉朝名人传记和有关礼仪、音乐、占星术、天文学、经济、外国风土人情等的各种论述。更重要的是后来的史学家对司马迁都很推崇，效仿他的方法，以至于我们绵延几千年的编史工作留下了其他任何国家所望尘莫及的大量史料。在上学期的论文中已经提到，我坚持认为艺术是时代的映射，对时代作出反思并为时代所服务。与之同时的西方大约是腓力二世统一希腊世界，亚历山大东征后，希波战争、伯罗奔尼撒战争、三次布匿战争，希腊、迦太基、罗马竞相崛起，汉尼拔、皮洛士转战意大利半岛的时代。罗马帝国与汉帝国如此的相似以至于使人们在诸多方面将之比对。当《马踏匈奴》、《跃马》等雕像出土时西方艺术史学家曾经对它们嗤之以鼻，因为同时代的希腊艺术表现形式已经具有高超的写实效果，而《马踏匈奴》只是具有大体的外部轮廓和浅浮雕的造型处理，并以此断定中国的雕塑缺乏写实能力以及平衡性，中国艺术是落后于那个时代的。但当与之同时代的马踏飞燕出土后，当1974年陕西省临潼县的西扬村，几个焦虑的村民从地下五六米深的地方挖出那个比这更早时代的真人一样的陶土人头后。西方艺术史学家们无言以对了。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霍去病墓前的《马踏匈奴》不只是对历史的再现，而已经是一种具有了强烈的设计与装饰意味的艺术表现形式！只是西方学者们面对这个民族再一次带给他们的尴尬不想承认而已。回望昨日的赫赫雄风、绚烂文化，反思今日的屈辱困顿、信仰迷茫。历史的车轮已经承载着这个伟大的民族走到今天，风华正茂的我们应该如何面对先人的凝视（Gaze）？但愿再过两千年，在世界历史的教科书上，无论它采用何种载体，都会让后人们清晰地读到，中华民族的这代儿女运用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再次承载了他们的信仰，捍卫了他们的尊严，保护了他们的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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